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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夕微笑面对死亡的他是烈士还是叛徒?

这是一张由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在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拍摄的照片,照片中的人名叫朱大同,他即将被国民党处决,而处决他的罪名为“通敌叛国”。那么这个朱大同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根据百度百科和安徽省情网的介绍,朱大同出生于1907年萧县王寨李楼乡朱庄村人,从小读书,中学还没毕业就在王寨小学任教员兼训育主任。在1928年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中共徐州特委兼萧县县委书记,次年组织暴动失败后,前往连云港隐蔽。

1934年在“白色恐怖”下,朱大同投敌叛变,做了中统特务,积极从事破坏活动,并担任了国民党的萧县县长兼代理书记。1941年朱大同还率部袭击了新四军,6月在遭到日军逮捕后,又甘愿投靠日军,继续从事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侵犯抗日根据地,屠杀共产党人和抗日群众的罪恶行径。

1946年他又继续以“还乡团”团长的名义带领地主返回萧县,继续对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展开了疯狂的反攻倒算,屠杀了数百人。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他被迫逃亡江南,并在1949年2月加入了“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准备策动国民党地方武装起义,迎接解放军渡江。在1949年4月5日在无锡下塘被捕,5月11日被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枪杀于闸北公园。1950年被上海追认为烈士。

也因为上述的这些记载,朱大同被网上不少人认定是“汉奸”,是“叛徒”!

那么问题来了?这样一个从1934年就叛变革命,双手沾满了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鲜血的汉奸、叛徒,怎么仅仅凭借1949年策动起义被国民党处决就能在1950年被追认为烈士呢?要知道1950年离他在上面记载中犯下的滔天大罪并不久远,还有许多的当事人存在,而且当时的政治环境更为严格,只可能有遗漏追认,万万不会有错认的情况发生,也绝不可能如此草率的就将有着这么多污点的一个叛徒定为烈士。更为关键是的朱大同在1981年又再次被民政部追认为烈士。

显然在朱大同的经历中上述的记载肯定在哪里出现了偏差。在1999年,在朱大同去世后的50年,河南电影制片厂离退休干部处曾出版了一本仅印了1000册的书《深切的缅怀–纪念朱大同烈士殉难50周年》。在这本书中全国政协委员、原“孙文主义革命同盟”负责人、组织部部长许闻天,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前中共南京地下党负责人史永,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邓昊明等均为朱大同提供了证明材料。

根据书中记载1941年朱大同是第31集团军副司令,鲁苏边区游击总指挥王仲廉麾下的特派员,并曾任苏北挺进第七纵队司令。朱大同指挥下的第七纵队有官兵2000余人,战马19匹,步枪1078支,轻机枪12挺,驳壳枪12支,还配有迫击炮。朱大同领导第七纵队与日军交战44次,击毙日伪军574人,俘获伪军136人。

关于朱大同有没有在被日军逮捕后投敌叛变,曾任朱大同警卫员的候兴胜给出了另外的一个版本的说法。

1941年,朱大同和警卫员因走漏风声,被日军堵在了一个红薯窖里面,因里面还藏着几个学生,在日军向里面开枪后有人受伤,为了避免更大伤亡朱大同主动走出去向日军投降。日军对他软硬兼施,甚至动刑逼迫投降,但朱大同始终没有低头,后来日军没办法,只能将他软禁了起来。最终朱大同在警卫员的营救下从日军的手里得以逃脱,并最终安全返回了王仲廉总部。

相比较上面朱大同“投敌叛国”,这个版本应该相对可靠。朱大同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并没有投靠日本人。

朱大同随后一直以国民党军官的身份进行活动,一直在1949年加入“孙文主义革命同盟”。随后他除了负责策反保安团外,还策反了南京警卫师97师王晏清部和江阴要塞炮台戴戎光部。也就是在这过程中他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逮捕,并最终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到这里还有一个疑点没有厘清,那就是前面百度百科上所说的朱大同1934年后加入了国民党。这里我认为他应该成为了一名潜伏到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工作者。因为朱大同曾在投靠国民党加入“中统”后,曾有意无意的释放了时任中国苏鲁特区临时特委书记,建国后任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卫生部副部长的郭子化。

所以朱大同这样一个笑对牺牲,视死如归的人,根本不是所谓的“汉奸”,而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抗日英雄,是一个誓言无声的红色特工。

1949年5月11日与朱大同一起被国民党枪杀于上海闸北宋公园的另外三名中共地下党烈士,他们的名字叫方志农、张达生、王文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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